​      在二中的日子

乌鲁木齐是我的第二故乡。乌鲁木齐是蒙语,意思是“优美的牧场”,可见当年它是一个草木茂盛、人烟稀少的的地区。乌鲁木齐是我国西北边捶历史悠久的重镇,远在新石器时代,古姑师游牧部落就在这里生息繁衍,三国时的车师后国,开始在今天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水库一带建城,唐政府在这儿设置庭州,称为轮台县。边塞诗人岑参曾在轮台生活过三年,写下了“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的诗句。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今南门外修筑一座土城,城“周一里五分,高一丈二尺”,是今天乌鲁木齐的雏形,二十八年(1763年),又把旧土城向北扩展,使它的周边长达“五里四分”,竣工时赐名“迪化”。1876年左宗棠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1884年在新疆设置行省,把省会由伊犁迁到迪化,从此迪化就成了新疆的首府城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迪化” 恢复原名,仍称“乌鲁木齐”。

不要以为乌鲁木齐是新疆首府,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和关内各省的首府一样,很美好。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它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如我的第一故乡浙江省黄岩县。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我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不回故乡而要到这儿来工作、生活呢?原因是在北师大学习时,党组织教育我们,毕业后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毕业那一年,陈毅副总理代表党和国家号召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党的教育下,我积极响应号召,报名来新疆,被组织分配到乌鲁木齐教育战线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八年,直到退休。

第一节、“文革”前

(1961—1966年)

一、初到二中

举手长劳劳,同学情谊同依依。

1961年秋季,北师大派遣队到达乌鲁木齐时,正是金秋季节,气温不算太低,绿色的树叶还长在树上。在这气温宜人时节,我满怀惜别之情,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三招待所,先送走了北师大历史系派遣队14名分到外县的同学,接下来又送走了留在乌鲁木齐工作的白大连、王君、李仙云三人。

送走同学后我回到第三招待所宿舍。此时,秋天温暖的阳光照进玻璃窗,我在明亮的阳光下,捆好被褥,坐在床边,斜靠在着行李上,等待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派人来接。可等了好一会,仍不见人来。我开始在心里嘀咕,二中怎么还不派人来接?是不是因为李仙云是女同学,我是男同学,所以学校不派人来,想想不会吧,白大连、王君不也是男同学,学校不都派人来接了吗?我想再耐心地等等吧,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来。此时,透过玻璃窗,我看见斜挂在南天的太阳已升得老高。我焦急地想,都什么时间了,怎么还不来人?于其在这儿被动地等待,还不如主动去寻找。我敲开第三招待所办公室的门,问他们“有没有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的电话?”回答“没有”。我又问:“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离这儿远不远?怎么走?有没有公交车?”回答,远倒不算远,有四站左右,但没有公交车。你出招待所往北走,到了大西门,再往西,就到了。办公室人的回答和昨天王科长说的情况基本相同。我决定走出招待所,徒步去寻找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

我在和煦的秋阳下,出了招待所,走上新华南路。当年新华南路的路面不宽,从第三招待所到大西门之间的几条十字交叉路口也都没有建起来,路东房子很少,只有过了龙泉街,才能见到一些低矮、破旧的土房子,路西基本上没有房子,全是乌鲁木齐河河滩,上面布满了鹅卵石和长着不到半人高的矮榆树丛。整条道路空荡荡的,既看不见汽车,也很少碰到行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乌鲁木齐红山下的景象(来自网络)

出了第三招待所,我沿着新华南路北行,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找到了大西门。大西门的十字路口,除了在今天丹璐时尚广场往北走,在报喜鸟服装店和美丽华酒店业之间有一栋三层楼外,其它全是土得掉渣的土平房。二中究竟在哪儿?我想找人打听,可附近没有行人,过了一会,才远远看见有人过来,我赶紧上前询问,他回答“不知道”。我接连问了几个人,都这么说。这一下,我毛了。前天教育局的王科长和刚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第二中学在大西门的西边,乌鲁木齐河的东边,现在我都走到大西门了,怎么连第二中学都打听不出来,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我又接连问遇见的行人,乌鲁木齐河在哪儿?中桥在哪儿?他们用手指着中山路西去的街道告诉我,朝这个方向走过去,不到二百米就到。我按照人们指点的方向走过去,果然看到了中间栽种着白杨树、宽宽的乌鲁木齐河河滩和横跨在河滩上的一座木结构的大桥(它在今天人民路立交桥的北面一百多米处,即今天中山西路路口处,现已拆除)。我走到大桥边,收住了脚步,心想王科长讲第二中学在乌鲁木齐河东边,现在我已经走到了河边,不能再往前走了,反正我要寻找的第二中学就在这条短短不过二、三百米左右的街道上,只要仔细寻找,准能找到。于是我又返身走回大西门,为了寻找到目标,我走得很慢,边走边用两眼扫视着路旁的建筑物,除了看到低矮、破旧的土平房外,始终找不到学校的影子,我只得又从大西门回过身来,再走到中桥。在这条短短不到二、三百米的路上,我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走了三遍,仍然没有找到学校模样的建筑物。第二中学究竟在哪儿?问人,回答不知道;寻找,又找不到,真急人!在焦急中,我第四次走到中桥,看到大桥两旁建有一人多高的木头护栏。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王科长昨天对我说过,二中是一座绿色屋顶的二层楼房,我在平地看不见,为什么不登高望远,站到木头护栏上寻找,这样眼界开阔,不是更容易找吗?想好后我扶着木头护栏,爬了上去,站在护栏上向东眺望,不一会,还真的在街道南面的一片土平房后发现了一座绿色屋顶的二层楼。我如获至宝,高兴地跳下木头护栏,向这座建筑物方向奔跑过去,等我跑到后,又找不到这座建筑物了。我只得在附近再一次寻找,最后才发现这座建筑物竟藏在街道南面、土平房间的一条狭窄的巷道里。等走到巷口,我又犹豫起来,因为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拉满了屎尿,飞舞着苍蝇的黄土路面巷道。这样脏、乱、差的巷道里能有学校吗?因为二十多年的大、中、小学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学校周围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这么脏,甚至我上过的农村小学---鼓屿小学都比这儿强得多。我站在巷口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先进去看看再说。没想到进去一问,果然是第二中学。

背景为当年第二中学仅有的一栋教学楼

第二中学的领导听说我来了,热情地接待了我,欢迎我来学校任教,并立即让总务处为我雇了一辆手推车,去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三招待所,为我搬回了两只箱子和被、褥。当年因为我的肺结核还没有痊愈,为避免传染给别人,学校领导暂时把我安排在教学大楼门厅西边的学生会办公室,让我住单间。

找到了学校,按理说我应当高兴起来,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头脑中的理想和眼前的现实反差太大,年轻人的理想往往都带有玫瑰花环式的成分,显得有些虚无飘渺,而现实却没有这么多美妙的外壳,甚至还带有点残酷。加上年轻人阅历不深,接触实际不多,根本不了解现实复杂的一面,因此对现实的复杂性、残酷性,没有一丁点思想准备,一旦现实和理想发生碰撞,原先包裹在理想外边的玫瑰花环就会被撞得粉碎。我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实中的第二中学和我想象中的学校相差太远,我想象中的学校应当有完整的校舍,干净美丽的校园。可我眼前的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教师都在土坯砌成的平房里办公、住宿,学校连大门和操场都没有,而且学校门前的小巷又是这样的脏、乱、差,这哪儿像一所学校?再加上当时的乌鲁木齐和北京的反差也很大,老百姓的住房全部是用土坯砌的平房,房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自来水,取暖要用煤炉烧火墙,用水要拿水桶到井里提,这哪儿像一座自治区的首府城市?

下午,二中理、化、生教研室的张庆焕老师来房间看我。张庆焕老师穿着中山装、个子不高,瘦黑的长方脸盘,是北师大生物系毕业生,比我高两届。听说上午来了一位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学弟,就过来看我。他先向我介绍了二中的基本情况,告诉我二中的校长叫吴道忠,教导处主任叫孙国才、冯玉岗,总务主任叫牛树华,是一座完全中学,高中六个班,初中十二个班,学生总人数800多人。接着领我走出住房,站在教学大楼门口,对我介绍乌鲁木齐二中的发展远景,带着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

上世纪60年代乌鲁木齐的土坯房(来自微信)

他介绍发展远景时,指着大楼北面和东面的一片平房,对我说:“这些土平房都是二中红线图范围内的地盘,将来都要推倒。学校的计划是,在现在这座教学大楼的北面建操场,东面再建一座实验室和图书馆大楼”。他边介绍,边领着我在教学大楼的周围转圈。我看到在教学大楼东边,有一个柏油铺设的篮球场;教学大楼的西北边,有一个座砖瓦结构的厨房、饭厅;大楼的东南边,有一个作为教职工住宅的小四合院;大楼的南面,有一口挂有辘轳的水井和一座砖瓦结构的水房,水房的南面还有一排新建的土坯砌的平房;大楼的西南面有一栋厕所;大楼的西边,有一排作为总务处和语文教研室、政史地教研室的土坯砌的平房。

因为我喜欢树木,所以在张老师领着我在校园里转的过程中,除了看建筑物外,还特别注意观察有多少棵树。我看到除了在教学大楼南边有几棵一人多高的沙枣树外,整个校园全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棵绿树。张老师的介绍和领着我参观校园,不仅没有打消我上午造成的不快印象,反而更加加深了我这种印象。

张老师领着我参观完校园,又领我到总务处,帮我领回煤炉、水壶、热水瓶等生活用品。总务处听说我是新来的教师,先预支给我半个月的饭、菜票,告诉我,等领了工资,再补还给他们。

我在学校和张老师的帮助下,开始了二中的新生活。

二、吴校长的谈话

我到学校的第二天,二中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吴道忠找我谈话,并安排工作。

吴校长的办公室,是在昨天张老师领着我参观、见到的水房南面一排新建平房的最东头一间。因为房屋是新建的,所以墙壁刷得粉白。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办公桌,几张靠背椅和一个刷有蓝油漆、木条做的书架。

吴道忠校长,五十多岁,脸颊瘦小,头发花白,个子不高,讲一口带有北京腔的普通话,音调不高,语气和缓。

吴校长坐在办公桌后边,见我进屋后,微笑着站起来,让我坐到他对面。他先询问我在大学的学习情况和毕业论文的题目,并让我把毕业论文交给他看看。

我谈了大学的学习情况后,告诉吴校长,我写的毕业论文以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为内容,已经交到系里,没有留底稿。但写了论文后,我又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了《就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与陈哲夫先生商榷》,并且将它交给指导教师过目。指导教师看后,认为这篇论文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写得比毕业论文好。这篇论文我还带在身边,如果您需要,过一会儿,我回宿舍取来送给您。

听完写论文的情况后,吴校长又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如实地说,在当好老师,教育好学生的同时,还想写点东西。

吴校长听后说,搞好教育和写文章并不矛盾。他举例说,朱自清、叶圣陶、黑格尔都当过中学老师,后来都成了文学家和哲学家。年轻人只要有朝气,肯学习,保持学生时代的那股锐气,就能搞好工作,取得成绩。讲完后,吴校长把话锋一转,对我提出当老师的具体要求,并安排了工作。他说,你想写文章没有错,但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当好教师,你应当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你在大学学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教育学生,这是你责无旁贷的任务。接着他又说了两点,第一点是,你刚毕业到学校工作,没有教学实践经验,应当虚心地向老教师学习,对他们“行弟子之礼”,逐步提高你的教学质量。第二点是,按规定,当中学老师必须兼任班主任。但我看过档案,知道你身体不太好,不但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休过学,而且在大学四年级还得过肺结核,至今没有痊愈。你的健康档案上还写着你需要“半休”,所以先不安排你的班主任工作,让你先专心搞教学吧。这样你的工作量就轻一点,等你结核病痊愈后,再安排你的班主任工作。最后他说,学校决定让你到政史地教研组上班,这个教研组的组长是李炳光老师,具体的工作由他安排。正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时,吴校长又叫住我,对我说:“还要对你说件事,从你在大学学的课程和成绩看,当中学老师的知识是足够的,但因为你刚上课,缺乏教学实践,所以高中的历史课,先由我暂时带着,初中的历史课全都交给你。给你一个星期备课时间,教案写好后,先交给我看看。”

当时我的思想十分单纯、简单,既不问初中的历史课有几个头,几节课?也不问一个星期要写几个教案,立刻痛快地答应了。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后,我先去政史地教研组办公室。当时它位于教学楼西面一排平房里,我进去后,带着眼镜的李炳光组长从办公桌边站起来告诉我:“吴校长昨天已经跟我谈了你的工作安排。”说完后把我领到教学楼一楼教导处办公室,帮我领了初中三个年级的历史课本、三叠写教案的信纸和一瓶墨水、一支蘸水笔,再领我回办公室,安排了办公桌。我就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熟识教材,书写教案。

一星期后,教案写好了,利用晚上时间,我在宿舍里试讲了几遍,自我感觉还可以,于是兴冲冲地将教案送到吴道忠校长办公室。他详细地看了我写在信签上的教案,对内容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缓缓地问我:“内容不少,四十五分钟能讲完吗?”我回答:“我试讲过几遍,都是四十分钟左右就讲完了。”吴道忠校长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讲什么,把教案还给了我。我猜不透校长眼神里的意思,从校长手中接过教案,回到宿舍,准备利用星期天,再熟识一遍,到下星期去上课。

三、秋日在西公园沉思

星期天上午,我在宿舍里,把下星期即将开讲的教案又默读了一遍。等我认定明天讲课没有问题后,即去五中和在热恋中的女朋友李仙云见面。俩人见到后自有说不完的话,说到最后,还做了决定,我俩应当以工作为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等工作做出成绩后,再谈婚论嫁。

离开五中,我在秋日阳光照耀下,走回二中,经过西公园(也叫人民公园)南门时,看时间尚早,就走了进去。当日的西公园没有今天漂亮,它既没有古色古香的宫殿式大门,也没有今天的各种设施。它的南门是两根方形立柱,开在今天青少年宫旁边,进门后,是一条白杨树夹道的柏油路,这条道路直通到今天的莫愁湖。今天莫愁湖的所在地,当年是一个圆形的花池。过了这个花池,又是一条直道,直通朝阳阁。公园里的建筑物也不多,只有鉴湖、湖心亭、朝阳阁、鉴湖西南岸边的阅微草堂(今天已改为种有草坪柳树的花池。阅微草堂已移建到鉴湖西南面)和今天莫愁湖西南面的一个凉亭。公园里的树种也很简单,只有榆树、白杨树、青杨树。

当年公园里没有像今天一样,用喷灌浇水,大部分树木因为缺水,九月时树叶都已枯黄落地。我走进大门,踩着满地黄叶,沿着枯竭的和平渠漫步。我走到鉴湖东边,找到一张凳面朝东的长条凳,坐下休息。我静静地看着河滩对岸一排排低矮、杂乱的土坯房子和上面堆满垃圾的小山包(即今日的青山苑),心想,这就是乌鲁木齐?这就是我来支援建设的边疆首府城市?这就是我将要生活、工作一辈子的地方?它怎么这么落后,不要说和北京相比,就是和我故乡黄岩十里铺的农村相比,都要落后十万八千里。十里铺住的是瓦房,这儿住的是土坯房;十里铺吃的是大米饭,这儿吃的是窝窝头等杂粮……它什么时候才能建设得像故乡十里铺和关内城市一样繁荣、美好?想到这些,我感到无限的伤感和惆怅!

西斜的太阳透过光秃秃的树枝,投射到我身上,我却没有一点温暖的感觉,我孤身一人坐在鉴湖旁边东面的这条长条凳上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我问自己,今后该怎么办?毕业前夕,我不是口口声声地向组织表示,要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吗?怎么今天到了边疆,到了艰苦的地方,我就惆怅、伤感起来,这不是成了“好龙的叶公”?再说,乌鲁木齐的艰苦还能比革命前辈经历过的生活艰苦吗?比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草地艰苦吗?如果这儿不艰苦,又要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干什么?理想的实现是靠双手创造的,是用劳动得来的。国家和人民将我们分配到这儿,就是要我们用双手改变这儿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用辛勤的劳动建设美好的乌鲁木齐。也因为这儿落后、艰苦,是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才让我们有更多的用武之地。更何况乌鲁木齐还不算太落后,因为上星期我在寻找二中校址的路上,看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情景,街道上的行人,大多都在胳肢窝上夹着好几个又大又黄的面饼(当时还不知道它叫“馕”),毫无顾虑地走着,不用像兰州那样担心别人会抢走。这不是说明乌鲁木齐,甚至整个新疆粮食都很富裕,农业生产的形势很好吗?农业是基础,农业好是改变落后面貌的基础,只要我和全校的老师一起努力,从每件小事做起,积小成多,何愁改变不了学校的面貌?改变不了城市的面貌?这时我又想起在北师大学习时,读过《孟子》的一篇文章,文中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目前生活、工作条件艰苦,正是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锤炼自己,将来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安下心来,走出西公园,回到学校,全心情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四、学习老教师,闯过教学关

回学校的当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又背诵了一遍教案,第二天满怀信心地走进教室。我原以为教案已爱背得滚瓜烂熟,上课不会出现问题,没想到却出了问题。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分到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前,没有经过教育实习,不知道,讲课跟背诵是有区别的。不要以为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排头兵,各方面工作都应当走在师范院校的前面,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提出的培养目标是:学生经过四年学习,要成为“既能当工人、农民,又能当老师、搞科研的革命接班人。”(大意,非原文)因此在四年学习中,劳动就安排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名为“师范”的北师大,却没有突出师范性。我在北师大历史系学习的四年中,除上过一些和实际脱离的公共心理学、教育学、教学法,去北京东城师范听过一节课外,既没有教学实习,讲过一节课,也没有实习过班主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教学和班主任实习都是在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补的课,所以讲课开始,闹了几次笑话。

第一次发生在给初三年级讲世界古代史的时候。上课铃响了,我拿着课本和教案上了讲台。我把课本、教案放到讲台桌上后,也没有对学生进行组织教学,马上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这节课的标题,写好后,立即开始讲课。讲课时,因为事先已经把教案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语速快得像开机关枪,中间既没有提问学生,也没有停顿,整节课都是我一人在唱独角戏。背完了教案,取出怀表看了一眼,刚好四十分钟,离下课还有五分钟,这剩下的时间怎么处理?我没了主意,只是看着怀表发愣。学生们见老师不说话,站在讲台上愣神,也不知道要干什么,都瞪大眼睛看着。此时,我心中有些发毛,想老站着不说话,学生不就乱了套,这可怎么办?我突然急中生智,叫学生翻开课本看书,才算结束了这一尴尬的局面。下课后科代表对我说:“任老师,同学们都说没听懂,不知道你讲了些什么。”我听后很纳闷,心想,我不是讲得好好的吗?怎么学生竟然没听懂?后来请教老教师才知道,我这次讲课,既没有组织教学,又没有突出重点,只是平铺直叙地背诵了一遍,学生当然听不懂了。

第二件事是,我从校长那里接受了初中全部历史课的任务,到教导处后才清楚,初中三个年级,每年级四个班,每班一星期两节历史课,一个星期要讲二十四节课,写六个教案,平均每天要写一个教案,讲四节课。加上上面讲的,刚当老师,不懂得组织教学,在课堂上应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行师生双边互动,只是老师一人“唱独角戏”,进行名符其实的“满堂灌”。因此我从上课开始,一直要讲到下课,体力消耗很大,再加上当年我肺结核没有痊愈,还在“半休”,身体状况不佳,体力比较差,所以碰到上午四节课连排,在讲完第三节课后,人即累得不行,到讲第四节课时,只好靠在讲台旁,放低声音,强撑着讲完这节课。有一次,我在初二年级讲中国近代史,第四节下课时,一个活泼可爱,名叫王亦君的女学生走到讲台前问:“老师,我能不能对您提点意见?” 我微笑着回答:“当然可以。”王亦君是刚从南京转学到第二中学的学生,所以将我和她原来所在中学的历史教师比较着说:“我以前的历史老师,讲课声音很高,在课堂上又是讲课又是表演,手舞足蹈,像在演戏,我很爱听。您讲课靠在讲台旁,一动不动,声音又低,我正希望您能和我在南京上学的那位历史老师一样。”刚听到时,我内心在苦笑,心想我能把这节课坚持着讲下来,已经不错了,还要我手舞足蹈,那来这么大精力?!但童言无忌,她所讲的,肯定也是同学们的希望。如果自己讲课,教态潇洒些,气氛活泼些,肯定会增加课堂的活跃气氛,增强教学的效果,想到这些,我诚恳地表示:“谢谢,我尽量努力。”

这两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真正体会到,讲课不容易,讲好课更不容易;当老师不容易,当个好老师更不容易。要想讲好课,当个好老师,必须脚踏实地的从搞好课堂教学开始。怎样才能讲好课?我想起吴校长开学初对我讲向老教师“行弟子之礼”的话,决定向老教师学习,在实践中提高。我向我所在的政史地教研组里的老教师打听,市里哪一位历史教师的课讲得好,受学生欢迎。他们告诉我,六中的张淑瑶老师。我就到六中听张淑瑶老师讲课,真诚地向她请教。第二学期,学校让我到高中部带历史课,又将语文组的刘永福老师调出来,接了我一部分初中历史课。我听学生反应,刘老师讲课很受欢迎,决定听他的课,拜他为师。我真心实意地对刘永福老师说:“您是教学多年的老教师,学生很爱听您的课,我真心地向您学习,请您收下我这个徒弟。”从此,只要有空,我就去听刘永福老师的课,并认真地做听课笔记。为了从中学到讲课的技巧,我的听课笔记做得很详细,把刘老师讲课的内容、提问的内容、板书的内容和位置、讲话的手势,甚至他维持课堂纪律和组织教学的经过,都一点不拉地记下。听完课后,我再仔细地分析听课笔记的内容。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我从中体会到了讲课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不一定符合今天的教学理念,但在四十多年以前,还是比较流行的。即讲好课的前提必须得备好课,而备课时又必须既备教材,又备学生。所谓备教材,就是要钻研教材,熟悉教材,根据教学大纲的提示,把握住教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的重点和难点。在此基础上,准备好相应的教具,历史课相应的教具应该是,和本节课有关的历史地图、历史人物挂图和实物(如周口店猿人的模型、古代兵器……等等)。所谓备学生,就是要了解学生,既要了解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高中和初中学生有什么不同?初中的一、二、三年级学生又有什么区别?还要估计讲本节课时,哪些内容可能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哪些内容用不着教师讲课,学生就可以掌握;哪些内容学生喜欢听,哪些内容学生不喜欢听;讲到重点、难点时,教师在课堂上要设置哪些问题,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学生掌握和解决;讲到学生不爱听的地方,教师应当用什么方法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课程将近结束时,教师应当要用什么方法叫学生巩固当堂所学的知识;讲课的内容,好学生会有什么反应,不太遵守纪律的学生又会怎么样?同时还要考虑教学方法,如哪些地方需要板书,哪些地方要反复讲述,哪些地方语音应当重一点,哪些地方轻一点,哪些地方要用手势作辅助。在课堂上,学生的听课的情绪千变万化,所以讲课时老师还必须时刻注意学生,观察他们的表情。爱听的地方,感兴趣的内容,学生两眼就会紧盯教师,会在脸上露出微笑。不爱听的地方,不感兴趣的内容,学生眼神松散,还可能做些小动作。当大多数学生眼神滞呆时,说明这部分内容学生没有听懂。这时候,老师就应当立即想法调整讲课的内容……。然后将上述方法用到自己的讲课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的课堂教学才逐渐入门。

刊登有我写的文章的《历史教学》

通过向老教师学习,确实体会到讲课是一门艺术,内中有很深的学问。讲课不仅需要有宽厚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精湛的教学方法,其中还有很多方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经过长期的摸索才能逐步体会。在这期间,我也没有放松教学科研。1962年天津出版《历史教学》杂志,发起了有关“历史课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讨论,我结合历史课的实践和对历史教材的钻研,写了“必须从中学、历史、教学、基础四方面来考虑”的一篇文章。稿子寄去后,刊物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历史教学》1962年第五期上,这是我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为了讲好课,在当时教学挂图紧缺的情况下,我用课余时间绘制了全套中国历史地图。为了便于学生记忆,我根据每节课的基本知识编写了“中国历史三字经”,写在小黑板上,在每节课临近结束时,拿出来让学生抄写。

遗憾的是,这些有用的资料,因我存放在教研室的办公桌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全被住进办公室的学生毁掉了。

我常常想,我在第二中学讲课,不仅弥补了我没有经过教育实习的不足,而且给了我实际锻炼的场地,使我从一名只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变成了合格的人民教师。

通过教学活动,我想起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时讲过的话。他在报告中说,你们大学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前后,要过“三关”:即家庭关、生活关和工作关。家庭关在分配时已经过了;工作关到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也算基本闯过。

生活关是怎样闯过的呢?谈到闯生活关,我不能不提及下面一件事。

五、煤气中毒

我在闯生活关时,虽然没有出大问题,但也出了一点问题。

过生活关,首先遇到的是,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生活习惯的不同。到乌鲁木齐工作前,我有十七年生活在浙江黄岩,有六年生活在北京。这两个地方和乌鲁木齐,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上,而且在生活水平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乌鲁木齐,是我学习中国历史时讲的“西域”,经济落后,蔬菜品种单一,生活水平比较低。以蔬菜品种为例,黄岩、北京的蔬菜品种多不胜数,黄岩因在沿海地区,除了时令蔬菜,还有丰富的水产品、海产品。而当时乌鲁木齐的蔬菜,除了“老四样”:土豆、大白菜、胡萝卜、皮芽子(即洋葱)外,很少见到沿海地区的绿色时令蔬菜,水产品、海产品一类的副食品,见都见不上,从1961年到1979年三中全会前,我根本没有吃过活鱼。再谈主食,故乡以大米为主,北京在困难时期之前,以白面馍馍为主。而当时的乌鲁木齐,主食是窝窝头、玉米面发糕,白面馍馍吃得不多,大米饭一个星期只有几次。另外还有用白面做的汤面、揪片子、拉条子,但这些食品吃的次数都不多。佐饭的炒菜也少得可怜,经常吃的只有炒白菜、炒土豆丝、炒土豆片、炒土豆块儿、素炒胡萝卜……。上述吃的差异,对我影响不大。因为我从小记住“入乡随俗”这句话。既然人到了乌鲁木齐,就得按照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和生活习惯去生活。所以对生活中吃的差异,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困难,压根不去考虑。

我生活关上的问题发生在取暖上。

我入住教学大楼的学生会办公室不久,乌鲁木齐来了寒流。学校总务处给我安上了铁皮煤炉,送来了煤块和劈柴。为了烧煤炉,我不仅闹了笑话,而且还差点送了命。

因为我从小在南国长大,没有用过煤炉,最冷的数九严冬,娘娘,姆妈和泾南,也只给我一个手炉(黄岩话“火镡”),往被窝里一放,暖和一会儿后就拿出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上学,冬天有暖气,用不着我去考虑。寒假回家,用的是蜂窝煤烧铁皮炉子,也都是姆妈和猫姐生的,我根本没动过手。到乌鲁木齐后,我得自己动手生炉子。第一次生炉子时,我先按照总务人员教的方法,用报纸点着事先放在炉子里的劈柴和煤块,烧着后,我就在房间里备课,等煤块烧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往炉子里添上几铲,直到睡觉前,房间里面暖暖和和的,没有出问题。

睡觉时问题来了。

睡觉前,我突发奇想:这一炉炭火估计只能烧两个小时左右,烧完了怎么办?半夜起来点炉子、加煤,太冷,我得想办法在临睡之前,把炉子加满,让它能燃烧一个晚上。怎么加呢?我认为加煤块烧得太快,加煤面子(新疆话,即煤末),可能会燃烧得慢些。想好后,我即用煤面子将煤炉填得满满的,然后关上炉门,我想这样做,进去的空气会少点,煤面子会烧得慢些,可以保证一个晚上的取暖,用不着我起来加煤。

干完上述事情,我安安心心地钻进被窝睡觉。没想到了半夜,我突然感觉到反胃、恶心、想沤吐,同时还伴随有拉肚子的感觉。我赶紧穿好衣服,准备到位于大楼外边西北角的厕所去拉屎。等穿好衣服,拉开灯绳,我看到满屋煤烟,呛得直咳嗽。为了排除煤烟,我趁上厕所的时间打开房门,让屋外的空气把煤烟吹走。果不然,等我从厕所回到住房时,不仅煤烟已经散尽,而且炉火也烧得通红,房子里暖暖和和的,我重新躺回床上,钻进被窝,舒舒服服地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反胃的感觉没有了,但人却有些发软,感到晕晕乎乎的。为弄清楚原因,上班后,我先到宿舍斜对门的医务室去请教校医。校医李桂英大夫问明原因后,笑着对我说:“算你命大,昨天晚上要不是因为拉肚子,你上了趟厕所,今天就不是你到医务室来了,而是校领导要领着我们到你的宿舍找你去了。你知道昨天晚上你差点儿被一氧化碳要了你的小命。”讲完后,李桂英大夫详细地告诉我晚上架煤炉延长取暖的办法。我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加煤炉取暖,闯过了生活关中的又一道关口。

讲这一事例,看来好像绕远了一点,但它说明闯生活关虽然没有闯工作关这么困难,但也不容易,需要时时、事事都进行学习。

六、1962年暑假三件事

到乌鲁木齐市二中的第一学期,我闯过了教学关、生活关。这年暑假,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让我参加教师民兵学习班。

放暑假前,我和女朋友仙云约好,准备放假后,一道回北京探亲。没想到放假前的两天,教导主任找我谈话,说市教育局准备暑假期间,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举办一期教师民兵老师培训班。下学期,学校准备让你当教师民兵连的老师,所以决定让你参加培训。你去后,一定要认真记笔记,积极参加培训的各项活动,为当民兵教师做好准备。

听到主任交代的任务,我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我懂得个人服从组织这个道理,所以接受任务后,匆忙赶到市五中,告诉仙云,暑假期间学校要派我参加民兵教师学习班,不能回北京了,让她一人回家,请她谅解,同时请她替我向两家的父母问好。

暑假开始,我带着笔记本,去了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教师民兵老师培训班的课程有理论课和实践课。理论课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对民兵的要求。实践课有队列训练和实弹射击。理论课在北京师范大学没有上过,很生疏,所以我认真地听讲,详细地做笔记。队列训练和实弹射击,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已经参加过多次,但那时是个人训练,而这一次是准备当教师的民兵老师,所以我仍然认真对待,实弹射击还得了优秀。民兵老师培训班结束,我受到口头表扬。

我圆满地完成了校教导主任交给的任务,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学校。

第二件事是民兵老师培训班结束后不久,市二中教育工会,组织全校教职工去天池旅游。

天池圣景,我到乌鲁木齐不久,就听人说过。上班休息的时候,只要走出办公室,老师就会站在办公室前的空地上,指着学校东边蓝空下的雪山,告诉我,那就是博格达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灵山、圣山),海拔5445米,终年积雪,冰川延绵。天池就在博格达峰北坡山腰。湖面海拔1910米,湖滨云杉环绕,碧水似镜,雪峰倒映,十分美丽。天池在阜康境内,距离乌鲁木齐将近100公里。为什么站在市二中的校园里能看到天山和天池呢?因为当年的乌鲁木齐,除“八楼”外,没有高层建筑,绝大部分为土坯砌的平房。全市人口不到40万,汽车不多,交通工具有时还用六根棍儿(马拉车),没有空气污染。所以站在校园里,抬头向东远眺,可以清楚地看见博格达峰。有时老师还会告诉我,天池是传说中西王母娘娘居住的瑶池仙境。公元前989年,周穆王姬满驾车西游,曾在那儿和她相会。这个故事,我在北师大学习的时候就知道,它出自《穆天子传》。所以,我到乌鲁木齐后,很想到那儿去瞧瞧,现在听说校工会要组织我们去旅游,我当然高高兴兴地报名参加。

校工会组织我们去时,当年由于乌鲁木齐经济落后,没有轿车,只租用了一辆车厢上盖有蓬布的解放牌汽车。那个时候,从乌鲁木齐到阜康没有柏油路,汽车开出乌鲁木齐后,就在戈壁上行驶,不仅颠簸,而且还扬起阵阵尘土,呛人得很。帆布蓬把车厢盖得严严实实的,连透气的地方都没有,车厢中唯一能透气的地方,只有车厢和驾驶室相结合部分的帆布蓬上方有一个长方形的小窗。所以坐在车厢里的教职工都希望能从蓬布前方的小窗里透进新鲜的空气,但有一位数学老师很不自觉,一人独自站在蓬布的小窗口前,把小窗挡得严严实实的,只让他一人呼吸新鲜空气。大家对他的行动很反感,都希望他让开,把小窗空出来,可任凭车厢里的老师怎么说,他就是不离开。我心想,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自私?虽然事隔六十多年,但他这种自私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

汽车过了阜康,向东转,开始爬山。虽然我坐在车里看不见车外的景色,但我听熟悉情况的老师介绍,我们到了一条从天池流下来的三工河了,从这儿上去,过了石峡,就到了小天池。

汽车驶到了小天池,校工会主席请司机停下车,让教职工下车观看。我下车后,跟着大家往前走,看见道路前方有一片谷地。谷地四周云杉竞秀,披绿挂翠,谷地和道路相接的地方,有一泓清澈的潭水。我站在幽深的潭水旁边,听熟悉情况的老师介绍,这泓潭水叫小天池,海拔1660米,潭水是由天池大坝西南渗漏过来的,所以也称 “小天池”,古称玉女潭。老百姓把这泓潭水叫“小龙潭”,传说它是王母娘娘的洗脚盆。

熟悉情况的老师介绍后说,“小龙潭”离天池不远,过了这片谷地,向右一拐,走不了几百米,即可到天池,所以建议工会主席,不要再叫教职工上车,可让大家边走边看,边呼吸新鲜空气,边欣赏天山的美景,工会主席采纳了他的建议。大家跟随着这位熟悉情况的老师,一起往前走。走不多远,我看到前面谷地上,有许多人在忙碌,而且在谷地的一些地方,还树立有画着雪峰的画版和摄像机。我随着人群,站在旁边看了一小会儿,又跟着教职工,一起往天池走去。游完天池回到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影院放映《冰山的来客》,我才知道,那天我们游天池时看到谷地上忙碌的人群是在拍《冰山的来客》的外景,那些画着雪峰的画版是拍电影外景用的道具。

我们一行走过谷地,转过了一座小山包,眼前忽然开朗,熟悉情况的老师指着前方对大伙说:“天池,天池到了!”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有一片宽阔的湖面。湖的四周,簇拥着戴雪帽的群山,湖中碧水似镜,雪峰倒映,风光如画。我看后确实感觉到天池风光美妙绝仑,名不虚传。

仔细看,天池的形状有点像葫芦,葫芦把在南端,瓢在北端。南端葫芦把的所在地有一座拦水大坝。大坝中部长有一棵大榆树。熟悉情况的老师接着介绍说:“那条堤坝叫鳄鱼坝,那棵长在堤坝中段的大榆树,民间也有一个传说。说它是由西王母娘娘的神簪变的。传说王母娘娘在瑶池举办蟠桃会,邀请各路神仙赴宴,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邀请瑶池水怪参加。水怪大怒,便兴风作浪,使蟠桃会无法尽兴。西王母娘娘对水怪的搅局异常恼怒,顺手从头上拔下一枚宝簪,插在瑶池北岸,镇锁水怪,这才平息了瑶池的怒涛。不久,在西王母娘娘插簪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榆树。这棵古榆,冠如华盖,独生独长,周围一棵树都没有。更令人称奇的是,天池的湖水再涨,也漫不到它根部,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为'镇海古榆'也叫'定海神针'”。

站在天池入口处,看了'定海神针'后,我们沿着天池东岸的一条公路往北走。边走边看着天池四周的景色。公路的东边是山,西面是湖。山上有的地方矗立着裸露的巨石,有的地方长着墨绿色的云杉。湖边不同地段的景物也不相同,有的地段在湖边簇拥着几棵高大挺拔的云杉,挡住了湖面;有的地段什么也没有,走在路上可以看到湖面和对岸重重叠叠的青山。湖蓝蓝,天蓝蓝,我不自觉地吸了几口气,清新的空气,新鲜、清凉,沁人肺腑。

中午,我们在东岸碧绿的草坪上,挑了一块地方,坐下吃自带的干粮:窝窝头,馒头,咸菜。我们边吃,边举目眺望。其时清风徐来,湖水微起涟漪,粼粼波纹,如同蓝色丝绸上的细纹,光滑嫩绿。往远处看,环拥湖面西、南、北三面的山峰色彩也各不相同,近的碧绿,远的湖蓝,最远处浅蓝。群峰在蓝天衬托下,层次分明。水色青青,山色青青,情意缱绻。

我们在草坪上直玩到太阳西斜,才坐车回到学校。

天池的美景,深深地烙在我的脑中。以后我虽然多次陪着客人来天池,但都没有这次来的印象深刻。

第三件事是,工会组织我们到南门人民剧场观看新疆歌舞团演出的歌舞剧本《公社万岁》。

演出开始,剧场里的灯光开始暗下来,舞台上深红色的幕布慢慢向两边拉开,第二道白色布幕上打出了《公社万岁》的字幕,同时,台上响起了悠扬的音乐旋律。报幕姑娘出来,报了演出节目的名称和演出单位后,从原路返回。白色的二道幕布拉开了,背景上显现出山顶积着白雪的天山和飘浮着几朵白云的蔚蓝色天空。舞台左面有十多位手拿热瓦甫、弹拨尔、都塔尔等弹拨乐器;手拿沙塔尔、艾捷克等拉弦乐器;手拿苏尔奈(唢呐)、乃依(笛子)等吹管乐器;手拿达甫(手鼓)、纳格拉(形似花盆,鼓面蒙骆驼皮或牛皮的铁鼓)等打击乐器的男女乐师。他们中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站立着,随着歌舞内容的变换,弹奏、吹打出维吾尔族传统古曲《十二木卡姆》的曲调。在舞台上表演歌舞的男女演员穿着色彩华丽、鲜艳夺目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服装,随着歌舞内容和乐曲的变换,跳出各种美丽的舞姿。

《公社万岁》大型歌舞,共两部十场,第一部描述维吾尔族农民不堪巴依(维语:地主)的剥削压迫,在共产党员李强率领下,奋起反抗,斗争曲折复杂,最后寻找到党的领导,获得解放。第二部描述解放后的农民,在党领导下,走上合作化道路,他们战天斗地,从雪山引水,灌溉农田,变戈壁荒漠为千顷良田,喜获丰收的欢乐。

听到我在关内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乐调,看到我在关内从来没有见过的舞姿,我看得十分专注,感到十分激动。

看后回到宿舍,当夜我写了一首长诗《观〈公社万岁〉》。

达甫(1)咚咚乃依(2)嘹,彩霞满天红日耀。

众人欢跳喜庆舞,同声高歌公社好。

“麦西来甫”(3)跳得欢,众人欢歌斗志昂。

吐尔迪老爹弹琴诉,乐时莫把苦忘掉。

“弹拨尔”(4)音弱声压抑,“达甫”轻击慢拍敲。

琴声掩抑声声诉,深仇大恨涌如潮:

“巴依(5)老爷庄前坐,劳苦农民折断腰。

赤日炎炎似火烧,汗流浃背鞭犹啸。

李强挺身斗巴依,強夺鞭儿怒声讨。

众人紧随抱成团,铁臂高举叱土豪。

巴依仗势调贼兵,枪弹如雨头上浇。

李强临终留话语,‘向东去找党领导。’

乡亲挥泪踏上路,扑面风沙似狂飙。

斗争何须怕断头,皮焦唇裂不动摇。

红旗飘展歌声响,旭日腾升天山笑。

工农翻身做主人,巴依威风尽扫掉。”

兄弟姐妹舞翩跹,艳阳当空鸟欢叫……

唱到喜处声高亢,五指快拨转曲调。

“麻尔古丽”(6)情感深,“塞纳姆曲”(7)音调高。

热瓦甫弹奏音宏亮,纳格尔(8)敲击声高昂。

手指急拨赛暴雨,重掌击鼓胜怒涛。

咚咚嗒嗒错乱弹,铿铿锵锵意气豪。

如将天下树当笔,难写主席恩情高。

若用地上水研墨,怎表党的领导好。

葵花永远向阳开,誓走致富康庄道。

喜事述尽舞恣变,众人同把美景描。

要变荒原先夺水,雪山深处战鼓敲。

不怕悬崖百丈冰,何惧残甲满天飘。

众志成城力量大,喝令高山让通道。

霹雳一声天地变,玉液琼浆灌禾苗。

铁牛欢唱奔驰忙,良田开颜放声笑。

银河落地渠纵横,翡翠成荫林环绕。

夏末棉田雪铺地,秋来麦浪风中摇。

千亩戈壁变绿洲,万顷荒原铺碧草

红日照耀新农舍,碧水围绕林荫道。

人欢马叫庆丰收,云停雁留乐滔滔。

问君美景谁铺设?社员智慧党领导。

灯光变换大幕落,掌声雷动心如潮。

推陈出新方针好,百花争艳春窈窕。”

我到乌鲁木齐市二中后的第一个暑假,过得丰富多彩,弥补了我没有和女朋友仙云回北京探亲的遗憾。

七、“政治生命判了死刑”,

坚定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1962年暑假结束,正当我整理好暑假期间民兵教员学习班的笔记,满腔热情地准备给学校的教师民兵连讲课时,那位布置任务教导主任又找我谈话,让我把暑假学习班的听课笔记和资料全部交出来。我问:“您不是要我在这学期给教师民兵连讲课吗?为什么要我交出这些东西?”他回答:“这学期教师的民兵课不让你讲了。”

听他这么说,我很纳闷,暑假开始时,是你不让我回北京探亲,叫我去乌鲁木齐第一中学参加教师民兵老师培训班学习,认真记笔记,回校后给教师民兵连上课。这会儿怎么又不让讲了?一位领导讲话怎么能这样的出尔反尔?我想问明原因,他又不让问,说:“让你交出来你就交出来,不要再问什么原因了。”

这时,缺乏政治头脑和社会阅历的我,犟劲上来了,当着他的面嘟囔了一句:“你不说,我也知道,还不是因为我家庭成份不好。”

这位领导听到我说出这句话,一下子把脸拉得老长,态度严肃的说:“任伊临,你说什么?把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我不知问题的严重性,既然你让重复一遍,我就又重复了一遍。

这位领导听我重复一遍后,严厉的对我说:“任伊临,看来你的家庭包袱还挺严重,从这星期的政治学习开始,你必须在政、史、地教研组做检讨,放家庭包袱。”

听他这么一说,我愣了。土改后,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怎么能说我背上家庭包袱呢?这一次你不让我干,明明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可我说出来,你却不承认,而且还得让我在教研组做检讨。我正想顶撞他一句,可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来。因为我知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社会上低人一等,越顶撞问题越严重,我只好忍气吞声的走出了办公室。

从教导主任这次谈话开始,我在每星期两次政治学习(星期三下午和星期五下午或晚上)的时间,都要向全组老师检讨,违心地说自己存在“家庭包袱”,以后要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站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我一定要诚心诚意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教育。这一“放”,整整“放”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教研组才结束了对我的“批评教育”。

市二中教工团支部在教学楼南面的合影

除了这件事外,还有一件让我难以平静的事是,我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是个政治上进心极强的人。从在黄岩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开始,就梦想着政治上三步走:少年先锋队队员(开始叫中国少年儿童队)——共青团团员(开始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党员,盼望着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所以从在黄岩中学学习开始,我就参加学校党支部组织的活动,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我又向年级党支部提交了入党决心书、申请书,到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又多次找校党支部谈心,表明自己入党的愿望,并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平时也一直用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

实事求是地说,第二中学党组织和领导,开始对我还是执行党“重在政治表现”政策的,工作不久,即让我担任学校共青团教工团支部书记,1963年暑假,在教师中开展反修学习时,还让共产党员李志毅和我在全校教师会上做了发言。但等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就笼罩在我生活、工作周围。

除了1962年暑假开学后,在教研组检讨这件事之外,还有一次,一位党员找我谈话,说“你出身不好,你的政治生命是判了死刑的。”我不知道,她是代表党组织找我谈的,还是她个人的意见。但她的这次谈话,让我和1962年暑假后的放“家庭包袱”连在一起,对我打击很大。我知道,我从小在政治上三步走的理想实现不了啦。

她这次谈话,像给我浑身浇了盆凉水,浇得满腔热情的我,浑身发冷……

听了她的谈话,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我想我还有必要像以前一样争取进步吗?还有必要像以前一样努力上进吗?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逆境会使弱者退缩,让强者奋进,我积极工作,不是做给党看的,不是为了争取入党而做的,而是为了在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能像张思德那样为人民服务,像我从文学书籍中看到的英雄那样生活,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入党虽然没有希望,不能实现从小梦昧以求的参加党组织的理想,但却不能改变我从青少年时代就树立起来的为社会主义建设,为边疆建设尽力的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这时我耳边又响起了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我们讲过的话。我坚信党的政策: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仍然决定按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将自己的一辈子无条件地献给新疆教育事业。我下决心,应当像陈毅元帅讲的那样,正确处理红和专的关系,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无条件地接受并做好学校安排的每项工作,争取做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1962年下半年,还有一件让我心疼的事,那就是奶奶的去世。我本来的计划是,工作几年,等积攒够了钱后,要回家看望年迈的奶奶我保姆泾南。因为小的时候,我跟她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姆妈离开十里铺,又是她和泾南一起,抚养生病的小哥哥西西和我,把我送上了中学、大学。从1957年离开故乡后,我再也没有和她俩见过面,我多么想去看看她两位老人家。没想到1962年下半年,我却接到泾南请别人代写的一封信,告诉我奶奶已去世,奶奶去世后,老家没有人了,她也只好回到自己故乡--泾南,和她亲戚一起生活。我多么想回去奔丧并看望保姆泾南,可是新疆乌鲁木齐到浙江黄岩十里铺,路途遥远。再加上学期即将结束,工作繁多,想去也没有时间。我只好给泾南回了一封信,在心中默默地遥祝:“奶奶一路走好”!

八、努力学习,当好班主任

1962年上半年,我肺结核的病灶已经钙化,学校决定让我继续带初中三个年级历史课的同时,还要当班主任。从这以后,到“文革”之前,我先后担任了初63—2班、高64—2班、高65—2班、初68—2班等四个班的班主任。

担任班主任,我也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我先谈担任初六三·二班班主任的情况。

初六三·二班原来的班主任是霍赞先老师。霍老师是位老教师,有带班的经验,他把初六三·二班带得很好。1962年,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调整教师队伍,把不够学历的老师,都调整到初级中学(还是小学,我记不清楚)。霍老师也属调整之列,他离开乌鲁木齐二中后,学校把这个班交给我带。

当时的初六三·二班,刚升入初中二年级,这个年级的学生,既不像初一年级学生,也不像初三年级学生,初一学生刚进入中学,有新鲜感,容易管理;初三学生,面临升高中,知道学习的重要,也容易管理。而初二年级的学生,既没有初一年级学生的新鲜感,也不存在升高中的压力,再加从生理学角度分析,这个年级学生的年龄段正处于所谓的“第二断奶期”,自以为自己是“成人”,不爱受人管束,好动好闹。对这些情况我都不了解,只用一般的管理方法去管理,所以没有管理好,把一个好班带成了乱班。

这个班的具体情况我记不清楚,只记得在该班学生中,发现了一个偷家里钱的人。我带班不久,有学生反映,说班里有一位同学“手脚很大”,经常买零食吃。要知道,1962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买什么都要“票证”:粮票、肉票、糖票……没有票证的商品,叫“高价商品”,价格昂贵,乌鲁木齐也这样。这位同学肯定没有这么多“票证”,但他却经常吃零食,估计是用高价买的,不知道他的钱从哪儿来的。听到反应后,我找他谈话,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我决定去他家看看。

这位同学把我带到红山西边虎头岩下,他家所在的地方。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地方没有水池,是乌鲁木齐河河滩的一部分。他的家就在这块河滩地靠近山崖的地方,是一座普通的土坯房子。我进去后,只见房子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炉,砌有一堵火墙,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看样子不像有钱的人家。进了他的家门,见到他的父亲后,我让这位学生先回学校,想要单独和他父亲交谈,了解情况。

等这位学生离开后,我开门见山地把同学的反应,全盘端出来对他父亲说了一遍。他父亲一听急了,赶紧挪动床板,从床下挖出一个陶瓷坛子,打开盖子一看,坛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看到后他父亲急出一身冷汗,气急败坏的说:“孽子啊,孽子!”我问怎么回事儿?他告诉我:退休前,他是六道湾煤矿的一名工人,年龄大干不动了,矿领导让他退休,给了他600多元退休金。他拿到后,把它藏进这个土坛子里,埋在床底下,准备慢慢用,不知道这个孽子怎么知道的,全偷走了。我让他不要急,我马上回学校去,想办法把它全部追讨回来。同时问他家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能不能配合我做好这项工作。他回答:“有”。接下来告诉我,这名学生还有一个哥哥,在新疆医学院当体育老师。我请他把这个学生的哥哥叫回家,一起做工作。最后告诉他,要想办法劝说他,不要打他,不要吓唬他。

经过工作,这位学生向我和他的父亲如实地交代了情况。说他知道父亲把退休金藏在土坛子里后,趁他父亲上街买菜的时候,把坛子里的钱掏了出来,由于嘴馋,在“百花村”﹙这个地名,今天还在。当年是兵团开的一家饭馆名称﹚花了150多元,吃了一顿高价饭,这几天又用几十元钱买了一些高价糖。在我和他哥哥的追问和教育下,最后,他把剩下的几百块钱,全部交还给了父亲。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是因为当年的15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我刚分配到乌鲁木齐工作的时候,每月的工资,才有56元多,工作一年后转正,也只有76元8角6分,而他一顿饭就吃了我近三个月的工资。二是因为这位拿他父亲退休金吃高价饭的学生只有14岁,年龄这么小,为了吃,就不顾家里的生活,长大了可不好办。所以处理了这件事后,我先请教几位有带班经验的老教师,问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他们告诉我,不仅应该利用这件事,教育他本人,而且还应当对全班学生进行一次诚实教育。但教育时,为了不损伤这位学生的自尊心,给他的改进错误留有余地,所以讲话时,既不要点他的名,也不要一味的批评,而应当以鼓励为主,说这位同学已经认识到错误,也交出了钱,以后应当继续努力,教育全班同学应当和他共同进步。

除了处理这个同学的事情外,其他的事情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带了一、两个月后,学生反应:“任老师不厉害,管不住学生。”学生根本不怕我这个班主任,所以这个班纪律很乱,上课不听老师讲课,自习时教室里乱哄哄的,讲话的、走动的,什么都有,就是我这个班主任坐在讲台上也维持不住纪律,学校里只好把这个班交给别的老师带了。

九、当高六四·二班班主任

初六三·二班交给别的老师带后,学校在1962年秋天,让我从吴校长那儿接过高中班的《世界现代史》课,并担任高六四·二班班主任。

我的感觉,高二年级的学生比初二年级的学生成熟多了,他们中大多数学生,要求上进,懂得学习,课堂纪律良好,自理能力比较强,只要能依靠和调动班团支部和班委会干部的积 极性,就能带动全班同学积极向上。具体搞了哪些工作?我记不住了,我只记得四件事情。

高六四·二班毕业照。第一排中从左到右,第五人为李志毅老师、

第六人为吴道忠校长、第七人为关文莹 校长。第二排右起第一人是我

第一件是家访班长刘德庆的家。

我当高六四·二班班主任那年只有24岁,他们班有两位同学的年龄还超过我一岁,从外貌看我和他们差不了多少。我带他们班后,有一次到班长刘德庆家家访。进门时,碰见了刘德庆的弟弟。他问,你找谁?我回答,找刘德庆。他转身就往房子里跑,边跑边喊:“哥哥,你的同学来了。”听到喊声,刘德庆连忙跑出来迎接,并问他的弟弟:“我的同学,你大多认识,这次来的是哪一位?”他的弟弟回答:“哥,这次来的我不认识”。刘德庆出门一看是我,先说一句:“是任老师来了,欢迎,欢迎!”说完后,连忙转身对他弟弟说:“弟,记住。这是我的班主任,任老师,以后可别再喊错了”。说完后,忙把我让进房子去,和他的家长见面。

第二件是带高六四·二班在1963年春季去三坪农场劳动。

三坪农场是当年二中的学农基地。1963年春季,还是国家困难时期,我带学生去,为了搞好劳动,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高二年级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平时在学校上课,都有饥饿感,而现在要去农村劳动,体力消耗大,当然吃得也多,但粮食又是定量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学生和我坐车去农场的路上对我说:“任老师,张XX老师带我们下农场,有一句口头禅是:‘稀糊糊管饱’。您这次带我们到农场劳动,是不是也让我们‘稀糊糊管饱’”?学生讲的这句话,听起来是在和我开玩笑,但实际上也是担心劳动时吃不饱肚子。学生的话,让我想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张仲坞劳动,当伙食管理员,让同学吃“三蒸馍”的情况。我笑着回答:“我尽量想办法让同学们吃饱。”

到了三坪农场,按顿好学生住宿后,我马上找当年管理农场伙食兼大师傅的王多全师傅商量,怎么样解决学生吃饱的问题?王多全师傅告诉我,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他对我说:“这个地方不像你刚才说的在北京师范大学劳动过的农村。三坪农场的老百姓除了种粮食外,还种土豆、甜菜。这两种东西,都可以代替粮食。只要我们从伙食费中用买蔬菜的钱,多买点土豆、甜菜就可以解决”。王多全师傅还告诉我,这会儿,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树上的榆钱儿,还可以和玉米面搅拌在一起,蒸“群群”﹙我不知道这两字怎么写,只是把它的音记下来﹚。吃“群群”, 既可代替蔬菜,也可以省点粮食,但次数不能吃得太多。王多全师傅年龄和我相仿,在二中的三坪农场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话肯定管用,我当即采用了他的办法。所以在这次劳动中,再也没有听见学生反映吃不饱的问题。

我和学生劳动了一段时间后,学校通知我回去。从三坪农场回乌鲁木齐,当年还没有公交车,必须先从三坪农场徒步走到昌吉,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回去。在徒步行走中,不知怎么搞的,把父亲送给我来乌鲁木齐的纪念品——“pak金笔”给丢掉了。这种笔,今天不值钱,但在那个时候挺贵重的,何况是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回到了学校,等我要用的时候,才发现丢掉了,我直惋惜。

第三件是带高六四·二班去南山板房沟割麦。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乌鲁木齐中学的惯例,每年到麦收季节,初三以上年级的学生,都要到近郊的生产大队和公社的社员一起割麦子。1963年暑假期间,学校让我和王荫桐老师一起,带高六四·二班去南山板房沟割麦。

在这之前,我在老家和北师大学习的时候,虽然也参加过不少劳动,但使用新疆的大镰刀割麦还是第一次。到了麦地里,看见金灿灿齐腰高的麦子铺了一地,我兴奋极了,在分配好学生劳动任务后,我见学生低头、弯腰,用左手抓住麦杆,右手挥动镰刀,“嚓、嚓、嚓”地割了起来,不一会儿,大片麦子就躺倒在学生脚下,我好羡慕哟。学生们为什割得这么快,这么熟练?因为他们年年都参加割麦子,习惯了。而我是第一次割麦子,我老老实实地请教学生,向他们学习割麦子的方法。学生给我做了几次示范后,我以为学会了,便走到麦地里,学着学生的样子,弯着腰,抓着麦杆,挥动镰刀割了起来。没想到,当我用右手将镰刀往回拉的时候,一不小心,割到了左腿上。腿上立时出现了一道伤口,鲜红的血很快涌了出来。在我旁边的学生刁桂芬看到后,二话没说,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洁白的手绢,“嘶”地一声,将它撕成两半,扎住了伤口,然后才直起腰来,喊来班内的卫生员作了紧急处理,止住了伤口的血。俩人一起,又扶我到地头休息。在这过程中,我好像变成了学生,一切都由他们摆布。过了一会,等我缓过劲来,又走到麦田里和学生们一齐割麦。

这次割麦子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叙述。我带学生去割麦的小队,有大、小两块麦地,大块麦地在平川,是小队队部所在地,小块麦地在山地,两地相距有两、三公里。为了便于和小队部联系,我带着大部分同学留在大块麦地这边割,请王荫桐老师带着小部分学生住到山地那一边。麦子快要干完的时候,小队部提出,要和我们搞一次联欢。因为我缺少“文艺细胞”,只好跑到山地那边去,把班里的文娱委员陈玉琳同学叫过来,让她组织排练节目。由此我和上一次学校搞文娱比赛联系起来虑一个问题:在中学当班主任,最好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这样,他不仅能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带领学生提高政治觉悟,搞好学习,还能指导学生体育活动和文艺活动。如同高六四·一班的班主任章禹嘉老师,他在学校搞文娱比赛时,不仅能组织指导班里学生合唱难度很大的《英雄战胜大渡河》,而且还能亲自上台拉手风琴伴奏,获得了学校文娱比赛第一名。这样做,不仅能够提高班里学生的全面素质,而且对巩固班集体,提高集体荣誉感也极有帮助。而我缺少“文艺细胞”,和生产队搞联欢都组织不了,还非得跑到另一个地方,把班娱委员请回来。

第四件是错斗了学生。

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人民日报》、《新疆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并配发了照片。此时,班团支部向我反映:班里有一位学生指着报纸上刊登的照片说:“你们看,毛主席吃得肥头大耳的”。这句话的用词确实欠妥,但充其量也只是对领袖不尊重而已。可这位团支部成员汇报时说,这位学生是在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听到汇报后,本来可以找这位学生个别谈谈,严肃地指出错误,提醒他改正就是。可当时,我既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又加上当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把这一情况看得十分严重,立刻汇报到教导主任那儿,请教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教导主任听了汇报后指示:“这是反动言行,必须在全班召开批斗大会” ,我立即照办。批判会后,又把这一情况写到他的期末评语中。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会给这位同学造成多大的政治压力啊!好在这位学生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考大学。196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新疆大学中文系。“文革”中,有一次他回到乌鲁木齐市二中,在操场碰见我,让我把评语中的这些内容删去。我听后说:“这是事实,怎么能随便删除?” 他只好无奈地离开了二中。

现在想起来,我十分后悔。当时我为什么不想一想,我在1962年秋季开学后,因说了一句“还不是因为我家庭成份不好”, 就在政、史、地教研组政治学习时,放了一个月的“家庭包袱”,给我造成沉重的思想负担,难道我在班里,对这位同学开批判会,其后又将它写入评语,不会对这位同学造成思想负担吗?写到这儿,我深深地感到这一做法,正对不起这位同学,但现在已悔之晚矣!

我在高六四·二班,当了一年班主任。1963年暑假后,由比我晚来二中一年的党员李志毅老师接替,我在这一年9月,调任为“高六五·二班”班主任。

十、学校的“四清”运动

我担任“高六五·二班”班主任前半年的1963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的基层单位,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候也把它叫做“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不知道什么原因,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决定把市二中作为一个“四清”单位。停止了吴道忠校长和总务主任牛树华老师的工作。从兵团调来关文莹 校长负责这项工作,从局里抽调林兆贵、薛建周两位同志协助关校长工作。这三位同志是不是组成“工作组”,我记不清,我只记得他们来后,先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号召全体教职工积极参加这项运动。

动员会结束,关文莹 校长把我这个教工团支部书记叫到办公室,让我召开一次教工团支部大会,要求教工团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带头,投身到运动中去。

经过动员,讨论学习,全校教职工先分教研组揭批吴道忠校长的“四不清”问题和牛树华主任的贪污问题,后又在全校教职工中进行揭批大会。

揭批工作结束,全校教职工又分处室和教研组进行讨论,交代自己的“四不清”行为,如有的话,应当主动退赔。同时让大家从中吸取教训,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

那时候,只要用了公家的东西,哪怕少到一张信纸,一滴墨水,都算“四不清”行为,要在教研组交代,要到学校总务处退赔。根据上述要求,我先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到二中后,我从来没有认为用学校发的教案纸和办公室的墨水,是贪污的行为。所以,晚上在家写教案,钢笔没墨水了,我就灌自家的墨水;在办公室写教案,钢笔没墨水了,我就灌办公室的墨水。钢笔里既有自家的墨水,也有办公室的墨水。这两种墨水,大多数用来写教案,有时也用来写信。信纸也一样,那时候,学校里没有印发教案纸,只发信笺写教案。有时我在办公室写了教案,又想写信,就用学校发的信笺纸写。接下来我就开始算账,究竟用了多少办公室的墨水和多少张学校发的信纸来写信?算过来算过去,也算不清楚。算账的时候,我想刚开始工作那段时间,我很少给朋友写信,只给家里写信。给家里写信的次数不多,只是根据父亲要求,每月给母亲寄五块钱时,才写信通知,大致一个月也只写一、两次,一年按十二个月算,三年也只写了72封,何况72封信里,还有好多是用自己买的信笺和墨水写的。我算完后,请教研组的老师再帮我算一算,根据上述情况,我该退赔多少?教研组的老师,听我讲得合情合理,加上那时候物价不高,一分钱可以买好几张信纸,一瓶墨水也只要两、三毛钱。老师们替我算了一下说:“那就退赔两毛钱吧”。散会后,我马上到总务处退赔了两毛钱。

“四清”运动中,我退赔的钱虽然不多,但我却深以为训,知道以后应当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拿,拿了就是贪污。做人要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这也成了我以后的生活准则。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我成为单位的领导,直干到退休。我始终记住“四清”运动中的这个教训,万事应当公私分明,不能公私不分,更不能假公济私。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老老实实的干事。

我在“四清”运动中度过了1963年,进入了1964年。

十一、带高六五·二班到昌吉参加“四清”

1964年一月上旬,校领导让我带领高65·2班去昌吉湖滨人民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加强领导,校领导又派教育局干部林兆贵和校总务处出纳俞梅葆老师和我同行。

我到二中后,带学生去农村劳动已经好多次,但时间都在深春季节、夏季或初秋的时候,在严冬季节带学生到农村还是第一次。一月上旬,是乌鲁木齐最冷的时候,天寒地冻,白雪满地,滴水成冰,气温很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月上旬的气温,比现在低得多,一般情况下,最低温大多在零下20度左右,有时还可以到达零下30度。所以下乡前,我在班里反复交代,农村不比城市,要大家充分做好防寒准备。我也头戴有护耳的棉帽,身穿棉衣、棉裤,棉大衣,脚穿厚袜子,套上了毡筒。

离开学校时,我和同学们穿着棉袄、棉裤,棉大衣,带着厚厚的被褥,“全副武装”地上了学校租用的卡车,冒着刺骨的寒风,到了昌吉湖滨人民公社的一个小队。

这次参加“社教运动”的生活,不比夏、秋季节到农村参加割麦子。参加割麦子,学生吃的是白面馍馍,小队还可以给一只羊,改善生活。而这次去了,既吃不上白面馍馍,小队也不给羊,生活相对比较艰苦。我们去后,小队部只给我们两间房间和一个伙房,其它都让自己解决。我把大房间分给人数较多的男学生,小房间分给女学生。为了防寒,我先让学生在房间里安上大煤炉,再让学生在地上铺上厚厚的一层麦秆,上面铺上苇席,然后把厚被褥放在苇席上,人埃人的打地铺睡觉。伙房在男生宿舍外边东北角的一间土房子里,有锅灶,水缸。但水缸,形同虚设,原因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水缸里根本不能存放水,水放进去,会结冰,冻裂水缸。为解决吃水问题,我去小队部问清情况后,领着学生到伙房旁边的一条水渠里,用镐头刨开积存在水沟里的冰,再把冰块放到抬把上,抬到伙房里,倒进大锅,加热融化成水。伙房里有两口大锅,一口用来储存水,一口用来炒菜,蒸馍馍、窝窝头,烧开水。

安顿好了生活,我又找教育局干部林兆贵和二中出纳俞梅葆商量参加“社教运动”的具体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中央领导对整个国内政治形势,做了误判。认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阶级敌人和它的同盟者手里。所以,农村的“社教运动”,都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上级党组织派的工作队领导。所以林兆贵同志告诉我,班里参加小队“社教运动”的具体活动,应当直接找驻小队的工作组联系,请他们安排。

我记得,在小队参加“社教运动”的近一个月里,主要活动有,参加听驻村工作队宣讲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访贫问苦,听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讲话;参加贫下中农揭发小队领导“四不清”行为的会议;参加小队的年终工作总结会。参加上述活动回来后,我们全班同学,都要集中到男生宿舍,席地而坐,坐在褥子上,进行讨论。讨论前,我先组织同学学习和讨论内容相关的的毛主席语录,要求同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思想上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接下来才组织学生谈参加生产队各种活动的感想、体会收获。

除上述活动外,我们还参加清圈积肥劳动,参加为贫下中农服务性的劳动。清圈积肥劳动,是指把堆积在马圈,羊圈,牛圈里的粪便清理出来,放到抬把上,抬到地头,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再挖些干土,封在粪堆上面,把生肥沤成熟肥,待来年春耕时使用。为贫下中农服务性的劳动是指,到贫下中农家里,为他们拆洗被子、褥子、磨面粉、给苞谷棒脱粒。

参加“社教”期间,我还要求学生写日记,记参加社教活动、参加劳动、参加访贫问苦、参加各种活动的心得体会,并交给我阅读。

在上述活动中,以沤肥的劳动量最大。大冷天挖干土,不像夏天这么容易,我们先得用镢头把冻土刨开,一镢头下去,地面上只有一个白印子。几个人得化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挖开冻土层,挖出干土,每次都挖得我们浑身冒汗,脱去大棉袄干,同学们都干得很带劲。我在11月12日“社教”日记中写下我劳动的情况:“下午一个半小时的劳动,我可是咬着牙硬挺下来的,早晨吃得少,到十二点就饿了,手握抬把子,每走出一步,都要付出代价,肚子饿、胳膊酸、腿无力,每次抬时,我总想歇会儿,但我想到这次到农村既是参加“社教”,又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革命前辈过雪山、爬草地,比我辛苦得多,我这点算不了什么?想到这些,劲来了,步子又迈得快多了”。从学生交上来的日记中也是类似的记载:有的学生写“因为一年多没有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今天猛然一干,真吃不消,四肢无力,头晕眼花,尤其是在快下工的时候,简直挺不下来了。此时我看看社员和其他同学是怎么干的,以此鼓舞自己,咬牙坚持下来”。全班在开始的八天里,共翻土14万斤,运肥1682抬把。此项劳动虽然劳动量很大,很艰苦,但由于同学知道,下乡参加“社教”是接受劳动锻炼来的,都表现的很乐观。这情况,从我当时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反映出来:

《冒雪积肥》

“冬云漫卷天地平,风吹白雪万里银。

肩扛锨锄歌遍地,脚踩冰霜笑语盈。

清圈争说锻炼好,运肥乐盼禾苗盛。

劳动方能红思想,换骨脱胎满身轻”。

除积肥外,我还组织同学访贫问苦。在进行此项工作前,我先要和驻队干部商量,由他们指定访问的对象,然后再带学生先去被访问的贫下中农家干家务活,干完活后再听他们忆苦思甜的讲话。开始的八天里,全班共访问了八家,帮他们拆洗被子四床,褥子一条,磨面粉40公斤,脱苞米粒70公斤,拉碳150公斤。我写的小诗《访贫问苦》,反映了这种情况。

“踏雪寻门迎朝霞,学生贫农聚一家。

刷锅喂鸡扫院落,洗衣缝被哄崽娃

灯下深情听忆苦,床边带泪看破褂。

贫下中农传家谱,他日遍地开红花。”

高65·2班在昌吉湖滨人民公社参加“社教”20天左右,离开前的一天。我让陈学祥等班里的文艺骨干去五队举行告别演出,回来后同学们很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还没有进村,贫下中农就站在村头等着,看见我们来了,就喊:“来了!来了!”从村口一直把我们迎到村里,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演出结束,又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送到村口,贫下中农对我们的感情真深厚。

和高65·2班在西公园湖心亭边的毕业合影

以上就是我带高65·2班到昌吉湖滨人民公社参加“社教”大致情况。除了带他们到昌吉湖滨人民公社参加“社教”外,还有一件和“社教”无关的事情,我也在这说一说。高65·2班有一名叫金效国的学生,他积极要求上进,经常主动找工作,帮助班宣传委员出墙报,多次向班团支部提交入团申请书,也和我谈过入团的要求。但因他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所以在要不要发展他入团这件事上,班团支部书记吕艾芳拿不准主意,先找我商量,我也决定不下,让她找校团委去商量。吕艾芳请示校团委书记,回来对我说:“校团委书记告诉她,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本质有问题,不能发展。”她的转述,也增添了我的思想负担,更增加了我做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想法。

十二、在自然灾害面前

1964年2月初,我带着“高六五·二班”从湖滨人民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到学校后,遇到过两次自然灾害:一次是地震,一次是防雨救灾。地震在先,防雨救灾在后。

这年春天,乌鲁木齐遇到了一次五级地震。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教学大楼二楼西南边的一间教室里,对初三年级一个班进行考试。试卷发下后,我先在教室里巡视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检查结束,看到没有问题后,再走回讲台,坐下批改作业。改着、改着,突然感到楼房晃动起来,晃得放在讲台上的墨水瓶溢出了墨水。我没有经历过地震,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同学们也没有经历过地震,也不知道眼前发生的是什么现象,但是他们感觉到有些异样,所以纷纷放下手中的笔,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这时只听得教室外边楼道里乱哄哄的,随即楼梯上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虽然我也听到了,但还没有反应过来,仍然让学生继续考试。那时的学生很听话,见老师很镇静,也放心地拿起笔继续书写试卷。这时,我突然听得楼道里有人高喊:“地震了!”这一声喊,惊动了我,也吓慌了学生,他们连笔都来不及收,纷纷地站起来,准备往教室外边逃跑。

眼看学生们将要蜂拥着夺门而出,这时我意识到一旦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后果不堪设想,连忙站在讲台上高喊:“不要慌张,一行一行地出去。靠门的一行先走,然后是第二行。”说完后,我指挥着同学有秩序地撤出教室。此时大楼虽然还在摇晃,但学生见老师仍然镇定地站在讲台上,也没有了恐惧感,都按照我的要求,一行一行地撤出了教室,等到最后一排学生开始撤离时,我才从讲台上走下来,站在学生的排尾,跟随着学生往教室外边走,还没有等我走出教室,大楼的晃动停止了,恢复了平静。

我和学生们一起下楼,走出了教学大楼的西门,早先走出大楼的同学围了上来,纷纷问:“任老师,地震时您怎么不害怕?这么镇定地站在讲台上指挥我们有秩序地往外走?您看,大楼上的墙壁都裂缝了。”

我转过身来,随着学生的指点,察看教学大楼,果真看见西墙上的裂缝,这时我才有点后怕。但当时我确实没有恐惧心理,只是想让学生们快点安全地撤离教室,不要因为慌乱,而踩伤了人。

1964年春夏之交,乌鲁木齐遇到了一次雨灾。

不要听见“雨灾”两字,就以为乌鲁木齐也像南方一样,是倾盆大雨带来的滔滔洪水。乌鲁木齐这场雨灾恰恰相反,既没有倾盆大雨,也没有洪水泛滥,而是由连续数天的小雨引发的。

原因如前所述,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乌鲁木齐楼房不多,连二层楼都屈指可数,少得可怜,全市绝大多数都是平房。当年的平房也不像今天的那样,是砖瓦结构,而是用土坯砌墙,树干当椽子,把苇席或苇杆铺在上面,再用拌有麦草的黄土涂在上面做房顶的土坯房。这种房子冬暖夏凉,却经不起雨水的浸泡,特别是那种毛毛细雨,它慢慢地下,一点一点地渗透过麦草、黄土抹的房顶,一段时间后,就会渗透房顶上的草抹泥,发生漏雨现象。所以乌鲁木齐不能遇见连雨天,要是遇到,房屋准会漏雨。可天不随人愿,1964年春夏之交,老天爷偏偏在乌鲁木齐下起了连阴雨,一下就是三、四天。到第四天,天灰蒙蒙的,铅黑色的乌云依然笼罩上空,雨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丝丝细雨依然飘落不停。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全市老百姓住的土坯房先是纸糊的顶棚开始出现一圈一圈的水迹,不一会儿水迹逐渐扩大,连成了片,房子开始漏雨。雨水由滴滴答答地漏,逐渐变成了水流,不久轰然一声,纸糊的顶棚随之塌陷,“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房子里的被、褥,都被漏下的雨水浇透了。老百姓在土坯房里无法栖身,只好抱着被、褥,纷纷涌向不漏雨的楼房。

当年在大西门西河坝一带,只有市第二中学的校舍是砖砌的二层楼房不漏雨,其他全是土坯房,这时这些房子都已漏得一踏糊涂。被漏雨弄得无处栖身的老百姓都将二中校舍作为避雨的首选目标。接任吴道忠校长的关文莹校长,见到这种场面,立刻决定:学校停课,组织年轻教师接待来学校避雨的群众。

学生放走了,参加接待工作的我们,连宿舍都顾不得回,立刻走到雨中带领抱着被、褥的老百姓,走进楼房,将他们安顿到教室中。在此期间,雨依然不停地下,老天爷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所以涌向二中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二中老教师的住房也漏雨了,老教师的家属也跟着老乡一起躲进了教学大楼。参加接待工作的年轻老师不仅要接待老百姓,还要把老教师和他们的家属安置到教室中。我们前后奔忙,忙得不可开交,连饭都顾不上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只好每人去伙房拿上馍、咸菜,咬上几口,又回到了群众中间。

傍晚时分,整个大楼的二十多个教室全住满了躲避屋漏的老百姓和老教师。晚上,关文莹校长又组织我们在教学大楼里值班,以保证老百姓的安全,直等到第二天下午,老天爷才收住雨脚,我们才松了口气。

第三天,天放晴了,久违的太阳重又高挂蓝天,老百姓才断断续续离开学校,接待工作才宣告结束。等我和同房间的谢文化、陈宝国两位年轻老师回到宿舍,才发现我们宿舍的顶棚也塌陷了,被子、褥子全都湿得一塌糊涂。最可惜的是,女朋女李仙云在雨灾前送给我,被我精心喂养着的一对红色金鱼,由于受不了肮脏的漏水,也翻着白色的肚皮,仰躺在玻璃鱼缸的脏水中,死去。这可让我怎么向她交待?此时,由于我们三人都有将近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疲倦袭击着我们,大家也顾不了许多,先是匆忙地把塌陷到床上和地上的顶棚架子和烂纸片清扫出去,再把漏湿了的被子、褥子抱出去,挂在绳子上晒。干完这一切,我们三人都困得不行,进屋后,立刻和衣躺到光板床上,进入了梦乡。

十三、建校劳动

雨灾过后,学校开始建校劳动。原因有两点:一点是雨灾时,学校的教师住房,办公室用房有很多房顶坍陷,需要翻修。另一点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硬件设施很差,办公用房、教职工宿舍不多。整个校园里只有一栋教学楼,一排办公用房,六排教职工宿舍。办公用房,坐西朝东,位于教学楼西面。教职工宿舍中有两排坐南朝北的土房,位于办公用房的北面(在今天新教学楼室内球场处);有三排呈“凹”字形的教职工宿舍,建在教学楼东南角(在今天教职工宿舍二号楼前的花园一带);还有一排成“一” 字形的,建在教学楼南面(在今天教职工宿舍三号楼和益都饭店之间的空地上)。随着教学班和学生人数的增多,学校每年都要调进一些来自“口内”(新疆人把“关内”称为“口内”)的大学毕业生,因而办公用房和住房,日显紧张。由于上述两点原因,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关文莹老师决定,学习兵团精神,动员教职工自己动手,在翻修旧住房的同时,兴建新平房。

学校买来了土块、木头椽子、苇把、麦杆、黄土,请总务处的王多全、张启仁等老师当“大工”,叫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期来学校的年轻老师当“小工”,将要翻修的旧平房,揭开房顶,再把拌有麦草的黄土涂抹在上面,变成新房顶;将要建新平房的,选好址后,先用土块砌墙,砌好后,再在上面放上椽子,铺上苇把,将麦杆和黄土倒上水搅拌在一起,做成“草泥”,装进铁皮桶,提到房顶,倒在苇把上,用泥抹子压平,做房顶。这时,不管是翻修的旧房顶,还是新建的新房顶,都吸取了“雨灾”时的教训,在苇把和草泥之间还要铺上一层“油毛毡”,使下雨时,房子不再漏水。

学校领导决定,建校劳动不得影响上课,做到教学工作和建校劳动两不误。所以我们这些当“小工”的老师,都是边上课边参加建校劳动。只要下几节没有课,讲完课后,先回办公室放下课本、教案,立即来工地劳动。有的脱掉鞋、袜,跳进“草泥”,用脚踩匀麦杆和黄土。有的爬上梯子,到房顶上用泥抹子抹泥。不要以为抹泥简单,实际上它却是一项技术活,没有掌握技术,不仅费的力气大,而且还压不瓷实,压不均匀。开始,我也想参加这项劳动,但是由于力气小,老压不瓷实,被大工“开除”,只好老老实实走下房顶,到平地上拌“草泥”。

历史课是辅课,经常安排在上午的三、四节和下午的一、二节,我常常是在上午的一、二节到建房的工地参加劳动,挑水、铲土、拌“草泥”。有时还跳进“草泥”中踩踏、搅拌,踩着、搅着,忘了时间,等听见下课铃响,才匆匆忙忙地从泥水中出来,用水冲干净腿上的泥巴,放下裤腿,跑到办公室,急急忙忙地拿上课本、教案,又匆匆忙忙地走进教室。由于来不及换衣服,往往带着满身泥点子,就站到了讲台上。因为学生们都知道老师在参加建房劳动,所以也见怪不怪。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不仅翻修了校园内全部旧房顶,而且还建成三座新土坯房。一座是建立在教学楼的西南面(在今天教职工宿舍三号楼二、三单元前的花园一带)坐南朝北的办公室,一座是建在操场西南面,坐西朝东的教工宿舍,另一座是建立在操场西北面(今天操场西面新楼房的北端),坐西朝东的的办公室,基本满足了当时学校办公和住宿的需要。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教学大楼楼顶上的绿色油漆,由于年代久远(乌市二中一九五六年建校,到七十年代,已过了十五年),风吹日晒,已经斑驳脱落。学校又决定自己动手重新油漆房顶。我们这些年轻的男老师积极地参加了这项劳动。为了安全,参加劳动的人,爬上教学楼楼顶前,都须在腰上系一根麻绳。我虽然也跟着几个年轻老师一起上了房顶,但由于有恐高症,一爬上楼顶就战战兢兢地害怕摔下来,油漆桶老拿不稳,晃晃荡荡的弄得满身都沾上红的、绿的油漆,洗都洗不了。

“文革”中,“复课闹革命”期间,我还曾带着三连四排的学生,到市四中北面的马兰招待所(今天仍在)劳动,替他们平整场地,用学生的劳动和他们换工。我们在招待所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换来他们的推土机、压路机,请该单位的工人到二中修柏油操场(今天的操场)。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但由于它和建校劳动的主题一致,所以我提前到这里记叙。

经过师生们的辛勤劳动,乌鲁木齐市二中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逐渐有了学校的样子。

十四、俭朴的婚礼

在我和仙云结婚前的这段日子里,每个星期天,除了有工作不能见面外,基本上都是一星期见一次面,不是她到乌鲁木齐二中见我,就是我去乌鲁木齐五中见她。但因为两人有约在先,在工作没有做出成绩前,不忙着结婚,所以在这三年里,一直保持这种关系,没有再谈结婚问题。

后来,因为我的情况有了变化,在老同学建议下,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所谓情况变化,是指我住宿情况的变化。我刚到二中时,因为肺结核没有痊愈,所以学校领导让我住单间——学生会办公室。半年后,我肺结核的病灶已经钙化,所以学校领导先让我搬到二楼团委办公室,和张志栋老师同住,后来又搬到水房南面一排新建平房的最西头一间,和数学老师谢文化,音乐老师陈宝国住在一起。由于我和他俩的生活习惯不同,住在一起老感到别扭,很想再住单间。这时,和我在北师大历史系同班、同小组、同宿舍,分到克拉玛依教育局的康世才同学,出差来乌鲁木齐,抽空到二中看望我。闲聊中,我扯到上述情况。他听后,先批评我处理问题太死板,说:“什么叫做出成绩?你俩现在不是都已站稳脚跟了吗?你已带了高中的历史课,当了高二的班主任。李仙云也被五中评选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这些不都是成绩?你在北师大学习时,曾因患重症神经衰弱休过学。复学后,我两一个宿舍,同睡上、下床,你还经常说我,晚上翻身晃动床,影响你睡觉,这会儿,你和其他两位老师睡一个宿舍,因为习惯不同,影响了睡觉,你还能过下去?”接着他又说:

仙 云 和 我 的 结 婚 照

“我倒有个建议,你和李仙云同学赶紧结婚,这样你俩可住一间房子,在她回单位上课时,你就可以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这样做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我觉得他讲得蛮有道理的,回答说: “谢谢你的建议,等我和李仙云商量了再决定”。

李仙云听了我对她转述康世才同学的建议后,表示同意。经协商,我俩决定在1964年10月1日举行婚礼。

二中领导,听说我和仙云要结婚,十分重视。决定把操场西南边新建土坯房中的一间,分给我俩当新房。这间房子坐西朝东,是这排五间土坯房北面的第二间。又决定让校工会主席马莉(“莉”还是“俪”,我记不清楚)老师替我俩操办。

新房面积不大,只有十平方米左右,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可以了。

马莉老师是政、史、地教研组地理老师,四十多岁,接到了任务,开始忙碌起来。她先让总务人员在房子的西墙跟放了一张双人床,东窗下放一张书桌,一个小书架,两把靠背椅。又在双人床和书桌间砌了火墙和土炉子。她替学校工会为我俩买了一个洗衣盆、搓版、水桶,帮我在西墙贴上毛主席的彩色照片,在东窗玻璃上贴上红纸剪的“双喜”,还送给我一包喜糖和炒花生、炒葵花籽。在那个讲票证年代,能买这么多东西,够校工会破费的。

结婚那一天,马莉老师在新房为我和仙云主持婚礼。婚礼的仪式十分简单,马莉老师让我和仙云,在书桌和床之间的空地上,立正站好,先向贴在西墙上的毛主席像三鞠躬,再向站着房子里的教职工三鞠躬,然后她代表工会讲了祝贺的话,婚礼仪式宣告结束。

因新房太小,总务处拨给我俩的基本生活用具,放好后,房间所剩无几。祝贺新婚的老师,只好分批来。学校的老教师说了一些贺喜的话就离开。年轻的教师,除了贺喜外,还想闹房,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苹果,从裤兜里取出来,在苹果把上,穿上线,准备悬挂起来,让我和仙云对着啃,因新房只有纸糊的顶棚,挂不起来,只好作罢。他们又让我俩唱歌,但在这种场合让我俩对唱,显得有些别扭,可我俩不唱,闹房的新老师又不愿意,他们使劲鼓掌、呼喊。我俩只好红着脸、低着脑袋,唱了一支歌。他们还想继续闹,但站在新房外边的几批准备进新房祝贺的老师,催促他们快走,他们只好嘻嘻哈哈地离开……

我和仙云结婚,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既没有办嫁妆,也没有请客送礼,只在结婚前,到街上买了一条新被子,作为星期六她回来时盖,再去民政部门登记,领取结婚证。10月1日这天白天,我又到街上,用民政部门发给的票证,买了水果糖、葵花籽、花生,放在新房的书桌上,让贺喜的人随便吃。

10月2日,结婚的第二天,我俩又一起到百花村相馆合影,作为结婚的纪念。所以说我俩的婚礼举办得十分俭朴。

十五、全校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学习英雄人物的新高潮

学校在“四清”运动中,揭露批判吴道忠校长修正主义罪行的同时,更换了领导,市教育局任命关文莹为 校长。关校长到学校后,在继续揭批原二中领导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同时,用多种形式在校内掀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英雄人物的高潮。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英雄人物高潮之前,关校长在1965年4月11日做了教育改革的动员,让教职工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下,闯出教学改革中一条新路,为争夺青少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个报告,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英雄人物做了铺垫。

4月27日,以关文莹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二中党支部,开始组织全校教职工学《毛泽东选集》。当时我所在的教研组,正准备搞办公室的卫生,学《毛选》要时间,搞卫生也要时间,怎么处理这对矛盾呢?碰巧关校长来检查学《毛选》情况。我问她:“怎么处理这对矛盾?”她斩钉截铁的回答:“学《毛选》和搞卫生两不误”。经和教研组成员协商,决定先坐下来完成学《毛选》的任务,然后再用休息的时间搞卫生。

在全校教师学《毛选》的六月初,传出毛泽东对徐寅生同志讲话的批语:“……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点什么东西吗?他的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好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就要完蛋了。”校党支部立刻组织教职工学习上述这段批语,号召大家用辩证法精神总结工作。我响应党支部号召,联系几年班主任工作,写了一篇汇报稿,党支部让我以这篇汇报稿为内容,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做了一次发言。不久又传出毛泽东主席对毛岸英的谈话,主要是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关校长听到这个谈话要点后,不仅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而且还要求班主任组织学生学习。当时我所带的高六五·二班,正面临着毕业,师生都很忙,但我回到班上后,要求学生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学习、背诵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条。

这年6月17日,教工团支部原来的书记李继德老师,调到市委搞“四清”去了,校党支部让我担任教工团支部的代理书记。此时正是期末复课阶段。工作较为紧张。我感到要搞好这项工作,困难很多,不太想干。但此时学校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所以我就用毛泽东思想,对照自己的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为了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这句话教育我,在困难面前,应该敢于克服,敢于挑重担。可见在“干”或“不干”两字上,大有文章。敢干就是革命派,不敢干就右倾机会主义。在“敢干”和“不敢干”两辞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切问题“敢”字当头,“干”字当头,就能闯出来一个新世界。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想到这些,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在我担任了教工团支部代理书记后不久的1965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杰日记》。王杰是继1963年雷锋之后的又一位英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提高思想觉悟,自觉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一心一意为革命,不怕苦,不怕累,做人民的老黄牛;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此时党支部又号召我们学王杰,我在组织教工团支部,团员学习的同时,自己也进行了学习,并写了学习的总结。

在1966年年初,我国又出现了两位英雄人物:欧阳海和焦裕禄。2月8日《新疆日报》头版,用一整版报道《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我在教研组里认真的阅读,浮想联翩。我在2月8日的日记上写“我的眼前竖起了一个巨人,我的心中燃起了一把烈火,脑海在翻腾。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忘我的精神是榜样;焦裕禄踏实而又坚韧的作风是榜样;焦裕禄与天奋斗、与疾病奋斗的精神是榜样;焦裕禄艰苦朴素精神是榜样………他的全身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像焦裕禄一样,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2月13日,乌鲁木齐市委任戈白书记,号召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二中校党支部积极响应市委的号召,组织学校教职工学习。要求大家以焦裕禄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我也用焦裕禄精神,检查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个人主义。

年底,学校党支部要求每人总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我响应号召,在12月29日写了一份《毛主席著作学习总结》:这份总结有这几个内容一、学习方法。二、学习《愚公移山》,两次坚定工作信心。三、学习《党委会工作方法》,找出班主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四、学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建立起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观点。在这份总结中,我还说“过去我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而不用,现在开始懂得用了。虽然用得不多,用得也比较生硬,但我逐渐摸索着怎样用它了。这是我这一阶段学习的主要收获”。

我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都在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英雄人物中逐步提高。

十六、庆祝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两件小事

在二中党支部组织教职工学毛主席著作和英雄人物的高潮中,迎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在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前夕的1965年暑假,我送走了高65·2班,新学年开始的9月,学校让我带初68—2班,并改教政治课。对带初68—2班,没有什么看法,因为送走了一个高中班,再改带一个初中班,来个带高、初班大轮回,让我了解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征,丰富带班经验,是常理之事。但让放弃教了四年的历史课,心里多少有些想法,原因是我在大学学了四年历史专业,又在中学教了四年历史课,对历史专业有了感情。我在日记本上写:“要离别讲了四年的历史课,心里多少有些留恋,但我想到这是党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就应当像刘少奇同志讲的那样,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毫不犹豫的服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当即抛开了上述留恋的心情,用全部力量投入新的任务。我努力备课,登上讲台讲政治课;积极带班,熟悉新班学生的情况。

在我接过新班后的一个月,恰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纪念。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决定,要在这年的10月1日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活动方式是先在人民广场举行隆重的集会,然后举行群众游行。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决定,把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分配到各单位。乌鲁木齐市二中接到任务后,要求各班班主任在组织学生上好课的同时,还要根据市政府的要求,组织学生进行队列训练和做各种颜色的花朵、花环。全校师生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大庆的准备活动中去。

碰巧,这年的中秋节和国庆相近,为增添大庆喜庆气氛,校行政和工会又决定在中秋节夜晚,把教职工集中到数学组教研室,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节。

中秋夜晚,万里无云,圆月明亮。校工会先让教职工把数学组教研室里的桌椅板凳重新摆放,把原来相向而坐的桌椅搬开,沿着房间的窗和墙壁摆成长方形,中间留出一块空地,供娱乐活动用。

晚上,房间外皓月当空,房间里灯光明亮。全校教职工,兴趣盎然地坐在重新摆放的桌椅旁边,边吃着校工会发给大家的花生、葵花籽,边饶有兴趣地看着由工会组织,充满边疆色彩,在办公室中间的空场上唱歌、跳舞等文娱节目。

第二天,校工会要出一期庆中秋、国庆的“双庆板报”,约我写一篇稿件。几经推敲,我写了一首《庆月圆》的小诗:

“中秋之夜,二中教职工欢聚数学组,同庆佳节,室内欢声笑语,唱歌跳舞,兴趣极浓,诗以记之。

手鼓咚咚羌笛喧,数学组里庆月圆。

室内灯明漾笑声,屋里歌吭伴丝弦。

亚夏亚夏毛主席,万岁万岁共产党。

教工欢欣聚一堂,佳节良宵需尽欢。”

中秋节后,我在讲课的同时,又带领初68—2班学生,全力投入庆祝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准备工作中去。

为了检查准备的情况,九月下旬,市人民政府决定在人民广场组织一次庆国庆彩排。因为二中的的学生都参加了准备工作,要去彩排,所以二中的班主任和我都受邀到主席台上观看,以便相互学习和发现问题,等彩排结束,好回到学校再有针对性地加强训练。

当年的人民广场和今天有很大区别。那时的人民广场虽然也位于自治区党委大院南面,但约两万平方米的广场,地面铺着柏油,它的东、西、南三面,各栽有六排白杨树,北面建有褐红色、呈凸字形的影壁,影壁上挂着巨幅的毛泽东彩色画像。影壁前为长方形的主席台,东、西两边建有阶梯式的观礼台。人民广场周围白杨树外,环绕着十多米宽的马路,和四通八达的街道相连。

我和二中的班主任登上观礼台时,参加彩排的群众已经集中到广场上。安装在广场四面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整个广场充满了欢乐、热烈的气氛。不久,随着一声口令,参加彩排的学生和群众,立刻在人民广场正中,组成一个四周围绕着彩色花环,中间是红太阳的图案。接下来广场上的群众,随着哨声和乐声的变换,不断地变换着图案,一会儿是黄字红底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一会儿是红底黄字的“庆祝自治区成立10周年”等标语,一会儿又是旭日东升等图形……

虽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也曾参加过国庆游行和晚上天安门广场的联欢,那儿的规模比这儿大得多,气氛也比这儿更为热烈,但在观礼台上看彩排,还是第一次,感受也不一样,看后我很兴奋,回家的当天晚上,即兴写下了《观国庆彩排》这首小诗:“乌鲁木齐市为迎接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组织群众在人民广场彩排迎国庆集会的图案。我有幸应邀上台观看,归而记之。

彩带周环中火红,图形变幻味无穷。

哨声吹响升旭日,歌词换唱变阵容。

朵朵鲜花围金字,道道光芒环日拥。

观礼台下弦歌响,又闻礼炮声隆隆。

1965年9月末”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后半年多,我国的历史进入了1966年。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多事之秋,发生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